陳云進言的藝術
來源：《黨史博覽》2013年第5期 作者：齊 霽 王 云 點擊次數：
陳云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多年的工作中，他與毛澤東之間曾經產生過多次分歧。陳云是個有言必發的人，尤其是對待黨的工作。針對不同的情況，陳云采取了不同的進言方式，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直言規勸、委婉進言和迂回戰術等，僅從這幾種方式的運用中就可以看出陳云進言的藝術性。
北戴河會議后，“大躍進”的氣氛很濃。但是不久后，各地的情況反映到毛澤東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便開始考慮作適當調整。毛澤東到各地與有關領導談話，陳云多次參加并抓住機會就高指標問題向毛澤東進言。
11月，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的工作會議開始討論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11月22日晚，毛澤東同劉少奇、陳云等專門就1959年3000萬噸鋼指標的問題進行商談。在有關負責人說了實情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退一步將目標定到2141萬噸，“翻一番之外還有1萬噸”。事實上，這翻一番也很難。
這時，陳云向毛澤東反映他請人研究過英國的情況，英國的資料表明，他們從年平均生產869萬噸鋼鐵到1655萬噸鋼，花了17年的時間。于是，毛澤東只得把1959年的鋼指標再壓為1800萬噸。
之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將1959年鋼計劃降為1800萬噸至2000萬噸。指標仍然很高。既然指標已經會議通過，陳云也無法硬頂。他找胡喬木（會議的公報是由胡喬木起草的）談話，讓其不要把具體數字寫入公報。因為一旦公布，就會很被動，沒有退路了。如果不公布的話，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適時加以調整。
1959年新年剛過，陳云、薄一波等向毛澤東匯報經濟工作問題時，陳云又向毛澤東提出：“1800萬噸好鋼是不是能夠完成？恐怕有點問題?！?月，陳云還寫信給中央財經小組各成員談市場和計劃方法問題。但這一時期，中央工作的基調還是指標只漲不降，在“大躍進”的熱浪中，陳云的建議沒有起到有效的作用。
3月25日至4月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先后在上海召開。毛澤東開始著手改變高指標的問題，會議開始考慮把計劃訂到合理的基礎上。胡喬木在這樣的氛圍下，會前向毛澤東談了陳云在武昌會議期間不贊成公布指標的事。毛澤東在會上鼓勵大家學習海瑞，勇于直抒己見。他還表揚陳云：真理有時候就掌握在一個人手里。
從這一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陳云能夠堅持實事求是，不隨聲附和而又勇于進言的精神。
直接進言首先要有勇氣。在“大躍進”期間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熱，全國許多領導干部都熱。在這時候，陳云能冷靜地分析問題，并且冒險直言，堅持己見，足見其勇氣。彭德懷對陳云這一點也很是佩服的。
其次，直接進言的重要條件就是要掌握完備的資料，實事求是。陳云做好了功課，以事實說話。他通過調查研究，在掌握有說服力的事實依據的基礎上提出意見和建議，比如上文說到的英國的鋼鐵生產發展歷程的數據資料，使得毛澤東不得不考慮適當降低鋼的生產指標。所有的進言都應該是有準備的，要掌握翔實的資料和經過一定的思考，不能信口開河。有事實依據的諫言相比之下更能夠引起領導的注意，也能夠使意見和建議在一定程度上較有可行性和為更多的人所接受。
陳云曾經看到過安徽“責任田”的材料，認為是非常時期采取的有效辦法。他也看到了田家英的匯報，肯定了“包產到戶”。陳云本著對黨和人民負責的態度，決定再向毛澤東進言。他知道毛澤東反對“包產到戶”，所以在談話中說得很委婉。
陳云首先向毛澤東強調了發揮農村個體生產積極性的重要性，指出中國農村的個體經營與合作生產還要并存相當長的時間。接著，他說，為了渡過當前農村的難關，應該采取措施提高農民個體生產積極性……此外，陳云還列舉了他在家鄉上海青浦小蒸公社調查的情況，說明一旦提高農民的個體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狀況就會有轉機。說到這里，陳云才引到真正要說的核心問題上來，提出“包產到戶”不妨一試。
當時，毛澤東并沒有明確表態，但陳云走后他很惱火，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干”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的“修正主義”。之后，毛澤東對陳云等人的批評越發強烈。陳云顧全大局，對被批判為“修正主義”沒有辯解。
現在看這段波折的時候，應該將其放在當時特定的背景之下，對于道路問題的過分敏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然而這絲毫不妨礙我們肯定陳云委婉進言的藝術性。
試想，如果在當時的情況下，陳云采取直言規勸的方式，或許會發生我們更加不愿看到的結果。而正是因為陳云的委婉的方式和適當的態度，毛澤東覺得陳云是有組織紀律性的，沒有在會上點名批評他，也沒有對陳云在經濟工作方面的才能一棍子打死。
到1952年1月下旬后，“三反”運動在毛澤東的督促下開始向縱深發展，進入打“老虎”（在當時，貪污犯被稱為“老虎”）階段。當時，毛澤東更加重視對運動的指導，曾多次指出要搜尋“大老虎”。隨著各地“打虎”數字的逐步上升，毛澤東感到問題很嚴重。于是，2月初，毛澤東又進一步提高了對各地“打虎”的要求。
毛澤東對當時干部中存在的問題估計過高和直接下達“打虎”數字的做法給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從而使“三反”運動出現了“過火”的問題。部分地區出現機關干部只管“打虎”而不顧正常的工作，有的地方還出現逼供等現象，這使得基層正常工作尤其是財政工作的正常秩序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直接領導財經工作的陳云較早就意識到了“三反”運動過程中出現的“過火”現象。在1952年2月8日的政務院會議上，他就針對“三反”運動對農村造成的嚴重影響提出：“春耕時節鄉下不能搞‘三反’，這點應該寫在文件上?！标愒茖Ξ敃r財經干部中存在問題的估計也與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在財經隊伍中，“貪污的人是有的，但是比例不大”。
當時毛澤東“打虎”興致正高，陳云感到直接進言可能行不通。然而，有問題不向上反映又不是陳云的風格，于是陳云決定采取一種迂回的進言方式。
2月15日，陳云和薄一波找到周恩來，向周恩來反映了“三反”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業務停頓的問題，認為問題已經到了急需解決的時候，希望周恩來能向毛澤東反映。
當天，周恩來就寫信向毛澤東談了陳云和薄一波反映的問題，并向毛澤東提出可以讓每個機關各級領導干部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來專搞業務，不至于影響“打虎”工作。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求迅速作出調整。
其實，在向周恩來反映的同時，陳云就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調整，他要求各財經部門在“三反”運動中抽出一定力量進行當前必要的業務工作。毛澤東同意后，陳云更加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由于及時采取了措施，“三反”運動中出現的財經工作秩序混亂的局面，迅速得到了控制。
從這件事中，我們至少可以從陳云身上學習到以下兩點：
首先，是迂回的進言藝術。在日常工作中，與領導意見不一致的情況時有發生，然而如何合理向上級表達自己的意見很需要講究藝術。如果領導很開明，并且此時比較冷靜，那么直接進言未嘗不可。但如果情況并非如此，直接進言的結果很可能是不但反映的問題不能受到關注，還可能會引起領導對自己的反感或誤解。陳云先向周恩來反映，再由辦事縝密的周恩來通過適當的方式向毛澤東反映，便能將產生沖突的概率大大降低，從而有可能冷靜地認識到問題的真正存在，并接受所提出的解決意見。
其次，反映問題的同時提供解決的意見和措施。陳云在向上反映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的時候已經開始著手解決問題了。日常工作中，作為下屬，領導需要你不僅能發現問題，還要能解決問題。當然并不是說暫時沒有解決的辦法就不能反映問題，緊急、嚴重的問題必須及時反映，依靠集體的力量共同解決。如果能在認識到問題存在的同時就能及時初步了解并尋求解決的路徑和方法，甚至是有幾種解決方案供領導來參考，無疑是一種更好的方式。
■直言規勸■
“大躍進”期間，1958年的鋼產量指標被定為1070萬噸，而1月至7月累計鋼產量只有370萬噸。8月舉行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以鋼為綱，全國躍進”的方針，號召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并提出1959年鋼產量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北戴河會議后，“大躍進”的氣氛很濃。但是不久后，各地的情況反映到毛澤東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便開始考慮作適當調整。毛澤東到各地與有關領導談話，陳云多次參加并抓住機會就高指標問題向毛澤東進言。
11月，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的工作會議開始討論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11月22日晚，毛澤東同劉少奇、陳云等專門就1959年3000萬噸鋼指標的問題進行商談。在有關負責人說了實情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退一步將目標定到2141萬噸，“翻一番之外還有1萬噸”。事實上，這翻一番也很難。
這時，陳云向毛澤東反映他請人研究過英國的情況，英國的資料表明，他們從年平均生產869萬噸鋼鐵到1655萬噸鋼，花了17年的時間。于是，毛澤東只得把1959年的鋼指標再壓為1800萬噸。
之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將1959年鋼計劃降為1800萬噸至2000萬噸。指標仍然很高。既然指標已經會議通過，陳云也無法硬頂。他找胡喬木（會議的公報是由胡喬木起草的）談話，讓其不要把具體數字寫入公報。因為一旦公布，就會很被動，沒有退路了。如果不公布的話，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適時加以調整。
1959年新年剛過，陳云、薄一波等向毛澤東匯報經濟工作問題時，陳云又向毛澤東提出：“1800萬噸好鋼是不是能夠完成？恐怕有點問題?！?月，陳云還寫信給中央財經小組各成員談市場和計劃方法問題。但這一時期，中央工作的基調還是指標只漲不降，在“大躍進”的熱浪中，陳云的建議沒有起到有效的作用。
3月25日至4月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先后在上海召開。毛澤東開始著手改變高指標的問題，會議開始考慮把計劃訂到合理的基礎上。胡喬木在這樣的氛圍下，會前向毛澤東談了陳云在武昌會議期間不贊成公布指標的事。毛澤東在會上鼓勵大家學習海瑞，勇于直抒己見。他還表揚陳云：真理有時候就掌握在一個人手里。
從這一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陳云能夠堅持實事求是，不隨聲附和而又勇于進言的精神。
直接進言首先要有勇氣。在“大躍進”期間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熱，全國許多領導干部都熱。在這時候，陳云能冷靜地分析問題，并且冒險直言，堅持己見，足見其勇氣。彭德懷對陳云這一點也很是佩服的。
其次，直接進言的重要條件就是要掌握完備的資料，實事求是。陳云做好了功課，以事實說話。他通過調查研究，在掌握有說服力的事實依據的基礎上提出意見和建議，比如上文說到的英國的鋼鐵生產發展歷程的數據資料，使得毛澤東不得不考慮適當降低鋼的生產指標。所有的進言都應該是有準備的，要掌握翔實的資料和經過一定的思考，不能信口開河。有事實依據的諫言相比之下更能夠引起領導的注意，也能夠使意見和建議在一定程度上較有可行性和為更多的人所接受。
■委婉進言■
“包產到戶”的生產形式，最初出現在溫州，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受到批判，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1960年，安徽宿縣又出現“包產到戶”。之后，“包產到戶”不僅在安徽蔓延，而且全國有20%的生產隊都搞起了“責任田”（實際上也就是“包產到戶”），這對于因大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而陷入困境的農業生產像是一縷春風。毛澤東是反對“包產到戶”的。他的秘書田家英到湖南韶山等地調查的時候發現農民們也愿意搞“責任田”，回京后便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聽了田家英的匯報后說：“我們要走群眾路線，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包產到戶就不能聽?！边@是毛澤東對“包產到戶”的一次明確表態。陳云曾經看到過安徽“責任田”的材料，認為是非常時期采取的有效辦法。他也看到了田家英的匯報，肯定了“包產到戶”。陳云本著對黨和人民負責的態度，決定再向毛澤東進言。他知道毛澤東反對“包產到戶”，所以在談話中說得很委婉。
陳云首先向毛澤東強調了發揮農村個體生產積極性的重要性，指出中國農村的個體經營與合作生產還要并存相當長的時間。接著，他說，為了渡過當前農村的難關，應該采取措施提高農民個體生產積極性……此外，陳云還列舉了他在家鄉上海青浦小蒸公社調查的情況，說明一旦提高農民的個體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狀況就會有轉機。說到這里，陳云才引到真正要說的核心問題上來，提出“包產到戶”不妨一試。
當時，毛澤東并沒有明確表態，但陳云走后他很惱火，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干”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的“修正主義”。之后，毛澤東對陳云等人的批評越發強烈。陳云顧全大局，對被批判為“修正主義”沒有辯解。
現在看這段波折的時候，應該將其放在當時特定的背景之下，對于道路問題的過分敏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然而這絲毫不妨礙我們肯定陳云委婉進言的藝術性。
試想，如果在當時的情況下，陳云采取直言規勸的方式，或許會發生我們更加不愿看到的結果。而正是因為陳云的委婉的方式和適當的態度，毛澤東覺得陳云是有組織紀律性的，沒有在會上點名批評他，也沒有對陳云在經濟工作方面的才能一棍子打死。
■迂回戰術■
1951年底，毛澤東發起“三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這一運動的發起應該說是及時的，它使我們黨的干部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經受了一場反腐敗的洗禮。到1952年1月下旬后，“三反”運動在毛澤東的督促下開始向縱深發展，進入打“老虎”（在當時，貪污犯被稱為“老虎”）階段。當時，毛澤東更加重視對運動的指導，曾多次指出要搜尋“大老虎”。隨著各地“打虎”數字的逐步上升，毛澤東感到問題很嚴重。于是，2月初，毛澤東又進一步提高了對各地“打虎”的要求。
毛澤東對當時干部中存在的問題估計過高和直接下達“打虎”數字的做法給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從而使“三反”運動出現了“過火”的問題。部分地區出現機關干部只管“打虎”而不顧正常的工作，有的地方還出現逼供等現象，這使得基層正常工作尤其是財政工作的正常秩序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直接領導財經工作的陳云較早就意識到了“三反”運動過程中出現的“過火”現象。在1952年2月8日的政務院會議上，他就針對“三反”運動對農村造成的嚴重影響提出：“春耕時節鄉下不能搞‘三反’，這點應該寫在文件上?！标愒茖Ξ敃r財經干部中存在問題的估計也與毛澤東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在財經隊伍中，“貪污的人是有的，但是比例不大”。
當時毛澤東“打虎”興致正高，陳云感到直接進言可能行不通。然而，有問題不向上反映又不是陳云的風格，于是陳云決定采取一種迂回的進言方式。
2月15日，陳云和薄一波找到周恩來，向周恩來反映了“三反”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業務停頓的問題，認為問題已經到了急需解決的時候，希望周恩來能向毛澤東反映。
當天，周恩來就寫信向毛澤東談了陳云和薄一波反映的問題，并向毛澤東提出可以讓每個機關各級領導干部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來專搞業務，不至于影響“打虎”工作。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求迅速作出調整。
其實，在向周恩來反映的同時，陳云就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調整，他要求各財經部門在“三反”運動中抽出一定力量進行當前必要的業務工作。毛澤東同意后，陳云更加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由于及時采取了措施，“三反”運動中出現的財經工作秩序混亂的局面，迅速得到了控制。
從這件事中，我們至少可以從陳云身上學習到以下兩點：
首先，是迂回的進言藝術。在日常工作中，與領導意見不一致的情況時有發生，然而如何合理向上級表達自己的意見很需要講究藝術。如果領導很開明，并且此時比較冷靜，那么直接進言未嘗不可。但如果情況并非如此，直接進言的結果很可能是不但反映的問題不能受到關注，還可能會引起領導對自己的反感或誤解。陳云先向周恩來反映，再由辦事縝密的周恩來通過適當的方式向毛澤東反映，便能將產生沖突的概率大大降低，從而有可能冷靜地認識到問題的真正存在，并接受所提出的解決意見。
其次，反映問題的同時提供解決的意見和措施。陳云在向上反映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的時候已經開始著手解決問題了。日常工作中，作為下屬，領導需要你不僅能發現問題，還要能解決問題。當然并不是說暫時沒有解決的辦法就不能反映問題，緊急、嚴重的問題必須及時反映，依靠集體的力量共同解決。如果能在認識到問題存在的同時就能及時初步了解并尋求解決的路徑和方法，甚至是有幾種解決方案供領導來參考，無疑是一種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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